- 主题发起人 yixichen
- 发布时间 2012-05-26
欢欣鼓舞
可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
计算出民族复兴指数的杨宜勇 “伟大复兴”是怎么来的？
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自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法有关，但“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并不是建国以来就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接触“伟大复兴”这个概念以前，小时候被灌输的观念叫做“振兴中华”，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被取了“振华”“振中”之类的名字，时刻被提醒着“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
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伟大复兴”开始取代“振兴中华”。据闻“伟大复兴”的观念体系源自于在高层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何新先生。何新的思想体系有着严重的与西方对抗的倾向，“伟大复兴”与“振兴中华”的重要差别在于，“伟大复兴”说明“咱祖上也阔过”，而“振兴中华”则没有这个意思。何新先生非常喜欢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详细]
“伟大复兴”要复兴的是什么？
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23次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这一概念推到无比受重视的高度。不过，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伟大复兴”一般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摆脱落后命运的这一进程，至于“复”到历史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兴”，则语焉不详。例如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论及“伟大复兴”时提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清代才由盛转衰。 ”
这样的陈述非常笼统，于是很多人只好自己给“伟大复兴”下定义。有些人想复兴儒家等传统思想，有些人想恢复古代科技的先进地位，有些人想复兴汉唐时的强盛，有些人想“恢复康雍乾时期GDP占世界30%”的经济地位。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复兴”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哲学很好，但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中国古代是有些发明创造，但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基本没有贡献；汉唐武力确实强盛，但现在中国号称是“绝不称霸”；中国确实在农业文明时代占据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产值，但这主要得益于人口众多，生产率与别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而且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很多时候人民都吃不饱。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并不伟大，但既然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然要对历史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才行，否则这种毫无标准的“复兴”毫无意义可言。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标准与“复兴”基本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当人们听说有“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么个东西时，会对这个指数到底制定了哪些标准、如何与历史对比非常感兴趣。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居然是这么一个东西――据制定该指数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要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他认为的标准包括“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祖国统一，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显然，不管历史上那个朝代，都没有达到过这些标准，如果说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还沾点边的话，那“民主”、“法治”、“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等等，在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对应的范畴。
所以，这个与“复兴”没什么关系的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相当可疑，把名称换做“中国现代化指数”，也没有任何问题。…[详细]
可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研究方法
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 “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权且就把这个指数当作“中国现代化指数”，行不行呢？可否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完成了62%呢？据杨宜勇和其同事谭永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一文可知，62%这个数据是把多个指标经过三级加权得出的。例如，先给三级指标像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进行打分，然后加权算出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数”的分数，再与同样的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科级创新指数”加权，最后算出“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算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完成了62%。
看起来有模有样，这个62%是否有很大的意义呢？很可惜，这个数值可以称得上是毫无价值，因为这些所谓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权重分配和加权计算的方法称得上是毫无道理，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例如，考察“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全球500强中国企业营业额”这种数据，随意赋予一个权重，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而言，究竟有何意义？
难怪有网友戏言，2005年“复兴指数”是46.4%，2010年就达到62.74%，仅仅五年内，复兴指数就提高了16%，这说明“伟大复兴”在05年之前爬得慢如蜗牛，而要不了多少年就能够实现“100%复兴”了。…[详细]
所以，盖棺定论，这62%完成率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纯粹只是个吸引人眼球的噪音数字而已。
看一看权威的指数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对于一国整体发展状况的考察，像GDP、基尼系数等单一数据，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不必进行什么胡乱加权。如果真要弄一个综合的指数，那需要非常严谨的统计学处理。这方面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指数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指标由一国人均寿命预期、 成年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总体入学率、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三个互不干扰的独立维度，经过科学演算得来的。HDI指数的计算方法，也经历了许多批评与修正，才成为考察一国发展整体水平的权威指数。…[详细]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在哪方面看都显得相当可笑。
各种可疑可笑的理论、指数还有很多
提出“第四种人权”的徐显明 第四代人权：和谐权
近年来，像“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样的可疑东西还不少。一个典型例子是，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徐显明2005年参加世界法律大会时提出，“和谐权是超越前三代人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第四种人权”。这一“熠熠生辉”的论断，仿佛使中国人一下子超越了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各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民权运动、民族觉醒，让中国人一下子就享受到第四代人权，而西方人还在第一代人权中挣扎。
这一“和谐权”，不仅可疑，同样可笑。…[详细]
只发布过一次的“和谐社会指数”
2006年10月15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 这一报告鼓捣了北京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交通拥挤报警数”等二十多个数据，加权得出“以2000年为基期，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分别为100.62、113.29、111.56、115.96和116.25点。‘十五’期间，年均增长3.1% ”
看起来很美妙的数字，可惜以后再也没发布过。在网上搜索“和谐社会指数”，出来的全是这次发布的报告，这岂能不让人对这个指数生疑？…[详细]
这样可疑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据报道，这次发布“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看起来非常高规格。然而在网上找不到这家单位的网站。查看该单位发表过的论文，在今年以前居然绝大多数都是这位所长杨宜勇发表的，每年发表十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在就业，同时也涉及金融危机、能源消费和维稳问题。很难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价值。
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与特定时期出现的“和谐权”“和谐社会指数”极其相似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与摘抄摘抄美国报纸就得出的“美国人权纪录”是一样的。在这些人的操弄之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难不成为网友眼中“普通复兴”、“文艺复兴”以外的“第三种复兴”。
人类历史上，口号与理论从来不缺少笑柄――“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又一个专家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可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
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自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法有关，但“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并不是建国以来就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接触“伟大复兴”这个概念以前，小时候被灌输的观念叫做“振兴中华”，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被取了“振华”“振中”之类的名字，时刻被提醒着“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
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伟大复兴”开始取代“振兴中华”。据闻“伟大复兴”的观念体系源自于在高层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何新先生。何新的思想体系有着严重的与西方对抗的倾向，“伟大复兴”与“振兴中华”的重要差别在于，“伟大复兴”说明“咱祖上也阔过”，而“振兴中华”则没有这个意思。何新先生非常喜欢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详细]
“伟大复兴”要复兴的是什么？
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23次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这一概念推到无比受重视的高度。不过，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伟大复兴”一般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摆脱落后命运的这一进程，至于“复”到历史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兴”，则语焉不详。例如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论及“伟大复兴”时提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清代才由盛转衰。 ”
这样的陈述非常笼统，于是很多人只好自己给“伟大复兴”下定义。有些人想复兴儒家等传统思想，有些人想恢复古代科技的先进地位，有些人想复兴汉唐时的强盛，有些人想“恢复康雍乾时期GDP占世界30%”的经济地位。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复兴”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哲学很好，但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中国古代是有些发明创造，但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基本没有贡献；汉唐武力确实强盛，但现在中国号称是“绝不称霸”；中国确实在农业文明时代占据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产值，但这主要得益于人口众多，生产率与别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而且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很多时候人民都吃不饱。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并不伟大，但既然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然要对历史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才行，否则这种毫无标准的“复兴”毫无意义可言。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标准与“复兴”基本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当人们听说有“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么个东西时，会对这个指数到底制定了哪些标准、如何与历史对比非常感兴趣。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居然是这么一个东西――据制定该指数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要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他认为的标准包括“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祖国统一，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显然，不管历史上那个朝代，都没有达到过这些标准，如果说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还沾点边的话，那“民主”、“法治”、“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等等，在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对应的范畴。
所以，这个与“复兴”没什么关系的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相当可疑，把名称换做“中国现代化指数”，也没有任何问题。…[详细]
可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研究方法
那么，权且就把这个指数当作“中国现代化指数”，行不行呢？可否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完成了62%呢？据杨宜勇和其同事谭永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一文可知，62%这个数据是把多个指标经过三级加权得出的。例如，先给三级指标像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进行打分，然后加权算出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数”的分数，再与同样的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科级创新指数”加权，最后算出“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算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完成了62%。
看起来有模有样，这个62%是否有很大的意义呢？很可惜，这个数值可以称得上是毫无价值，因为这些所谓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权重分配和加权计算的方法称得上是毫无道理，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例如，考察“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全球500强中国企业营业额”这种数据，随意赋予一个权重，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而言，究竟有何意义？
难怪有网友戏言，2005年“复兴指数”是46.4%，2010年就达到62.74%，仅仅五年内，复兴指数就提高了16%，这说明“伟大复兴”在05年之前爬得慢如蜗牛，而要不了多少年就能够实现“100%复兴”了。…[详细]
所以，盖棺定论，这62%完成率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纯粹只是个吸引人眼球的噪音数字而已。
看一看权威的指数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对于一国整体发展状况的考察，像GDP、基尼系数等单一数据，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不必进行什么胡乱加权。如果真要弄一个综合的指数，那需要非常严谨的统计学处理。这方面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指数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指标由一国人均寿命预期、 成年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总体入学率、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三个互不干扰的独立维度，经过科学演算得来的。HDI指数的计算方法，也经历了许多批评与修正，才成为考察一国发展整体水平的权威指数。…[详细]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在哪方面看都显得相当可笑。
各种可疑可笑的理论、指数还有很多
近年来，像“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样的可疑东西还不少。一个典型例子是，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徐显明2005年参加世界法律大会时提出，“和谐权是超越前三代人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第四种人权”。这一“熠熠生辉”的论断，仿佛使中国人一下子超越了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各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民权运动、民族觉醒，让中国人一下子就享受到第四代人权，而西方人还在第一代人权中挣扎。
这一“和谐权”，不仅可疑，同样可笑。…[详细]
只发布过一次的“和谐社会指数”
2006年10月15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 这一报告鼓捣了北京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交通拥挤报警数”等二十多个数据，加权得出“以2000年为基期，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分别为100.62、113.29、111.56、115.96和116.25点。‘十五’期间，年均增长3.1% ”
看起来很美妙的数字，可惜以后再也没发布过。在网上搜索“和谐社会指数”，出来的全是这次发布的报告，这岂能不让人对这个指数生疑？…[详细]
这样可疑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据报道，这次发布“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看起来非常高规格。然而在网上找不到这家单位的网站。查看该单位发表过的论文，在今年以前居然绝大多数都是这位所长杨宜勇发表的，每年发表十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在就业，同时也涉及金融危机、能源消费和维稳问题。很难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价值。
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与特定时期出现的“和谐权”“和谐社会指数”极其相似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与摘抄摘抄美国报纸就得出的“美国人权纪录”是一样的。在这些人的操弄之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难不成为网友眼中“普通复兴”、“文艺复兴”以外的“第三种复兴”。
人类历史上，口号与理论从来不缺少笑柄――“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又一个专家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一枚奥运金牌耗费6亿？
奥运赛程已经过半，悲、喜、笑容、泪水，每天都密集地上演。《北京晚报》告诉我们，奥运双冠王孙杨之所以这么牛气，是因为背后的强大团队以及团队的惊人花销。…[详细]
网友们“给奥运金牌算成本”的欲望再次被挑起。“一枚金牌成本6亿”准确吗？在具体的数字背后，有人得到，有人失去。而这得失之间，运动员背负着怎样的人生体味。
网友给奥运金牌算成本 2012-08-06 第 2148 期
今日话题
奥运金牌帐是一笔糊涂账
乒乓球是相对投入较小的运动 哪些体育项目需要市场外部资金注入
现代体育运动要想存续，只有两种方式。其一，高度的市场化；其二，成为奥运会项目。
如果一些比赛的市场化程度极高（如足球、篮球），并且也是奥运会项目，一般而言，这些项目在奥运会上并不受到关注，水平也相对较低，理由很简单，它们的生存不需要依赖奥运会。而像橄榄球、拳击、板球、高尔夫这些在一部分国家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运动，依靠其自身的职业联赛就足以把水平、生命力维持在一个高度，所以它们作为非奥项目，完全无所谓。
高度市场化的项目，它需要的钱必须来自市场，这里不做讨论。而引起广泛关注的“金牌成本”的问题， 全部集中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某些奥运会项目里。
所谓市场化程度低，并不是指参与门槛高、参与人数少。乒乓球、羽毛球门槛低、人数多，但是无法通过市场行为赚到钱，那么这些运动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自市场外部――要么来自社会捐助，要么来自纳税人。如果一些项目，不仅仅市场化低而且参与门槛高（如举重、射击、体操），就更需要资金。 …[详细]
不同的项目，资金需求差距较大
中国运动员选拔模式一般是“家长自费把小孩送往体校――省队选拔体校优秀生――国家队从省队再拔优”，这三个环节，除了第一个，培养运动员的花费都是由纳税人承担。但是不同的项目，也分高、中、低档消费。如果混为一谈算个平均值，数据没有意义。我们以高、中、低档各举一例，看看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乒乓球作为“国球”，是典型的低档奥运消费项目，之所以低，主要还是运动器械便宜、教练、储备队员人数众多。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培养一个乒乓球运动员，省队每年只需花费2至3万元，国家队每年培养费也只有3至4万。
再看中档消费――射击。相比乒乓球，射击的器材就昂贵许多。目前中国飞碟射击队使用的枪，都是意大利产的，在7-8万一支。1人1场普通训练大约要消耗打掉200发子弹，则1天3练需花费600元。仅这两项费用，一个国家射击队队员，一年的花费就在20万左右。
游泳项目是典型的高档消费，国家游泳队主教练曾说穷的地区一般很难发展好。这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叶诗文、孙杨这两个奥运冠军都是浙江人。据了解，仅浙江省省队，每年对游泳的投入就有上千万。再看孙杨团队的花销多么吓人，“丹尼斯教练的工资是100万人民币，孙杨本人、国内教练员、随行的工作人员、陪同训练的运动员等，每个人在海外的花销一个月就是30万人民币。孙杨前后4次在海外训练，前3次每次都是70天，粗略计算，孙杨一人海外训练的投入就在200万人民币以上，而他的整个训练团队两年多海外训练的总费用接近上千万元人民币。”…[详细]
“一枚奥运金牌耗费6亿”的说法对运动员不公平
广为流传的“一枚金牌耗费6亿”，其实是这样算的：中国备战雅典奥运会4年耗费200亿，一共获得32枚金牌，每枚金牌成本超6亿。
这种算法显然不对。首先，4年耗费200亿是指这4年中国对体育事业的总投入（假定公开数据为真），这里面有多少是用在发展体育事业本身上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其信息不透明的程度来看，把帐全算在运动员头上，不公平。前中国赛艇队外教就曾炮轰：领导天天喝茅台，却没钱买设备。
其次，既然我们反对举国体制、反对金牌至上，就更不能这样算。这种算法，不仅忽视了银牌、铜牌得主的存在，也忽略了广大没有奥运参赛资格运动员的培养费用。…[详细]
“孙杨”和“菲尔普斯”谁更幸福？
孙杨和菲尔普斯合照 如果成功，“孙杨”们更幸福
NHK有部纪录片，说日本游泳名将北岛康介在美国自己拿钱请教练，教练一个人带10多个，为了省钱，他每天自己做饭，因此厨艺大涨；美国著名的游泳运动员阿曼达07年为《花花公子》杂志拍摄裸体照片，她说“美国运动员都是自费训练的，为了取得好成绩，每年花费超过10万美元，除了少量赞助，大部分费用都要自理，不拍裸照，我哪有钱来提高成绩？”；菲尔普斯在俱乐部的训练费、聘请教练的费用都是家庭自掏。
如果我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一种投资，原本的规则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就像上述三位游泳健将一样，他们功成名就后的各种代言费就是对他们早期投资的报偿；而中国的运动员则是由国家承担了风险，但如果成功，广告商会纷至沓来，自己依然可以享受到高收益。
有这样的好事，谁会不感到幸福？ …[详细]
如果失败，“孙杨”们更痛苦
易思玲夺首金后，铜牌得主喻丹在发布会上数次哽咽，“对不起，我尽力了”。她对不起谁？
举重56公斤级决赛，具有绝对实力的吴景彪夺得银牌后捶地、倒地、情绪崩溃：“我有愧于祖国”，张国政则在微博上连打九个“我疯了”。他们为什么疯了？
射击运动员朱启南在止步10米气步枪决赛后，表示自己努力想摆脱对金牌的渴望，但好像有两个人在控制他的思维。是什么让他分裂？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只需要看看李娜和丁俊晖就清楚了。丁俊晖的父亲把房子卖了倾家荡产地支持他去英国练球，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丁俊晖既没感谢过祖国，也没愧对过人民；李娜更是如此，在单飞后，昂贵的教练团队的费用和国外的训练开支都是自己承担，她的输赢只和她的家人、她的丈夫有关。…[详细]
美国政府奥运零投入，为何仍是体育强国
刘淇接见美国奥委会“官员” 美国奥委会不是政府组织
美国奥委会是一个具有商业色彩的组织，他们承担着美国参加包括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等任务，没有所谓的政府主管部门。因为美国政府连体育部门都没有，稍微涉及一些的就是卫生部。
没有纳税人赞助，美国奥委会的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赞助商的收入，这其中主要是销售电视转播权；另外一部分则来则民间的个人捐款，2010年，美国奥委会得到了超过80万美元的个人捐款。…[详细]
选拔机制多样，放任自流
美国运动员的培养体制分为三种。1，街头模式，很多巨星就是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个性鲜明，饱受争议；2，俱乐部模式，如果你很有钱，也喜欢运动，那就参加俱乐部吧，例如菲尔普斯；3，学校模式，美国的小学到大学，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部。
美国运动员进行训练，参加比赛，政府都不提供费用，最多只提供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赞扬，邀请访问白宫等（路费也要自己承担）。那么运动员进行训练、比赛的费用从哪里来呢？一是自费，二是体育组织提供费用，而体育组织的钱主要来自公众捐助和商业经营，如果没有这两者，那就只能依靠会员的会费了。美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全部由美国奥委会来经营和管理，美国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得非常清楚，互相无关联，更别提资金上的支持。
举个例子，举重在美国是冷门项目，所以举重组织的经营规模自然很小，但不管多小，政府都是不管的，和中国不同，一切都自生自灭。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体育制度大概就是没有制度，一切随其自然发展，发展出一个爱运动、会运动的国家。 …[详细]
在体育经费如此不透明的情况下，媒体很难算清一枚金牌价值几何，但我们知道每一分钱都来自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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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策划5
中国人为何孱弱
金牌大国为何比日韩人孱弱？…[详细]
奥运策划4
怎看羽毛球假打
“演得逼真”可能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详细]
奥运策划3
质疑叶诗文很寻常
质疑得不对，反驳他就是，不必上纲上线。…[详细]
奥运策划2
国旗事件侮辱了谁
挂错国旗是错误，但很难说是阴谋…[详细]
奥运策划1
女举队员叛国疑云
周俊失利、祖尔菲亚夺金不是安排好的“交易”…[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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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们“给奥运金牌算成本”的欲望再次被挑起。“一枚金牌成本6亿”准确吗？在具体的数字背后，有人得到，有人失去。而这得失之间，运动员背负着怎样的人生体味。
网友给奥运金牌算成本 2012-08-06 第 2148 期今日话题
奥运金牌帐是一笔糊涂账
现代体育运动要想存续，只有两种方式。其一，高度的市场化；其二，成为奥运会项目。
如果一些比赛的市场化程度极高（如足球、篮球），并且也是奥运会项目，一般而言，这些项目在奥运会上并不受到关注，水平也相对较低，理由很简单，它们的生存不需要依赖奥运会。而像橄榄球、拳击、板球、高尔夫这些在一部分国家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运动，依靠其自身的职业联赛就足以把水平、生命力维持在一个高度，所以它们作为非奥项目，完全无所谓。
高度市场化的项目，它需要的钱必须来自市场，这里不做讨论。而引起广泛关注的“金牌成本”的问题， 全部集中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某些奥运会项目里。
所谓市场化程度低，并不是指参与门槛高、参与人数少。乒乓球、羽毛球门槛低、人数多，但是无法通过市场行为赚到钱，那么这些运动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自市场外部――要么来自社会捐助，要么来自纳税人。如果一些项目，不仅仅市场化低而且参与门槛高（如举重、射击、体操），就更需要资金。 …[详细]
不同的项目，资金需求差距较大
中国运动员选拔模式一般是“家长自费把小孩送往体校――省队选拔体校优秀生――国家队从省队再拔优”，这三个环节，除了第一个，培养运动员的花费都是由纳税人承担。但是不同的项目，也分高、中、低档消费。如果混为一谈算个平均值，数据没有意义。我们以高、中、低档各举一例，看看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乒乓球作为“国球”，是典型的低档奥运消费项目，之所以低，主要还是运动器械便宜、教练、储备队员人数众多。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培养一个乒乓球运动员，省队每年只需花费2至3万元，国家队每年培养费也只有3至4万。
再看中档消费――射击。相比乒乓球，射击的器材就昂贵许多。目前中国飞碟射击队使用的枪，都是意大利产的，在7-8万一支。1人1场普通训练大约要消耗打掉200发子弹，则1天3练需花费600元。仅这两项费用，一个国家射击队队员，一年的花费就在20万左右。
游泳项目是典型的高档消费，国家游泳队主教练曾说穷的地区一般很难发展好。这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叶诗文、孙杨这两个奥运冠军都是浙江人。据了解，仅浙江省省队，每年对游泳的投入就有上千万。再看孙杨团队的花销多么吓人，“丹尼斯教练的工资是100万人民币，孙杨本人、国内教练员、随行的工作人员、陪同训练的运动员等，每个人在海外的花销一个月就是30万人民币。孙杨前后4次在海外训练，前3次每次都是70天，粗略计算，孙杨一人海外训练的投入就在200万人民币以上，而他的整个训练团队两年多海外训练的总费用接近上千万元人民币。”…[详细]
“一枚奥运金牌耗费6亿”的说法对运动员不公平
广为流传的“一枚金牌耗费6亿”，其实是这样算的：中国备战雅典奥运会4年耗费200亿，一共获得32枚金牌，每枚金牌成本超6亿。
这种算法显然不对。首先，4年耗费200亿是指这4年中国对体育事业的总投入（假定公开数据为真），这里面有多少是用在发展体育事业本身上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其信息不透明的程度来看，把帐全算在运动员头上，不公平。前中国赛艇队外教就曾炮轰：领导天天喝茅台，却没钱买设备。
其次，既然我们反对举国体制、反对金牌至上，就更不能这样算。这种算法，不仅忽视了银牌、铜牌得主的存在，也忽略了广大没有奥运参赛资格运动员的培养费用。…[详细]
“孙杨”和“菲尔普斯”谁更幸福？
NHK有部纪录片，说日本游泳名将北岛康介在美国自己拿钱请教练，教练一个人带10多个，为了省钱，他每天自己做饭，因此厨艺大涨；美国著名的游泳运动员阿曼达07年为《花花公子》杂志拍摄裸体照片，她说“美国运动员都是自费训练的，为了取得好成绩，每年花费超过10万美元，除了少量赞助，大部分费用都要自理，不拍裸照，我哪有钱来提高成绩？”；菲尔普斯在俱乐部的训练费、聘请教练的费用都是家庭自掏。
如果我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一种投资，原本的规则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就像上述三位游泳健将一样，他们功成名就后的各种代言费就是对他们早期投资的报偿；而中国的运动员则是由国家承担了风险，但如果成功，广告商会纷至沓来，自己依然可以享受到高收益。
有这样的好事，谁会不感到幸福？ …[详细]
如果失败，“孙杨”们更痛苦
易思玲夺首金后，铜牌得主喻丹在发布会上数次哽咽，“对不起，我尽力了”。她对不起谁？
举重56公斤级决赛，具有绝对实力的吴景彪夺得银牌后捶地、倒地、情绪崩溃：“我有愧于祖国”，张国政则在微博上连打九个“我疯了”。他们为什么疯了？
射击运动员朱启南在止步10米气步枪决赛后，表示自己努力想摆脱对金牌的渴望，但好像有两个人在控制他的思维。是什么让他分裂？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只需要看看李娜和丁俊晖就清楚了。丁俊晖的父亲把房子卖了倾家荡产地支持他去英国练球，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丁俊晖既没感谢过祖国，也没愧对过人民；李娜更是如此，在单飞后，昂贵的教练团队的费用和国外的训练开支都是自己承担，她的输赢只和她的家人、她的丈夫有关。…[详细]
美国政府奥运零投入，为何仍是体育强国
美国奥委会是一个具有商业色彩的组织，他们承担着美国参加包括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等任务，没有所谓的政府主管部门。因为美国政府连体育部门都没有，稍微涉及一些的就是卫生部。
没有纳税人赞助，美国奥委会的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赞助商的收入，这其中主要是销售电视转播权；另外一部分则来则民间的个人捐款，2010年，美国奥委会得到了超过80万美元的个人捐款。…[详细]
选拔机制多样，放任自流
美国运动员的培养体制分为三种。1，街头模式，很多巨星就是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个性鲜明，饱受争议；2，俱乐部模式，如果你很有钱，也喜欢运动，那就参加俱乐部吧，例如菲尔普斯；3，学校模式，美国的小学到大学，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部。
美国运动员进行训练，参加比赛，政府都不提供费用，最多只提供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赞扬，邀请访问白宫等（路费也要自己承担）。那么运动员进行训练、比赛的费用从哪里来呢？一是自费，二是体育组织提供费用，而体育组织的钱主要来自公众捐助和商业经营，如果没有这两者，那就只能依靠会员的会费了。美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全部由美国奥委会来经营和管理，美国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得非常清楚，互相无关联，更别提资金上的支持。
举个例子，举重在美国是冷门项目，所以举重组织的经营规模自然很小，但不管多小，政府都是不管的，和中国不同，一切都自生自灭。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体育制度大概就是没有制度，一切随其自然发展，发展出一个爱运动、会运动的国家。 …[详细]
在体育经费如此不透明的情况下，媒体很难算清一枚金牌价值几何，但我们知道每一分钱都来自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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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子
五十年代私房怎样被改造成官产
如果有一天，当你耗费数十年心血买下的房子，或者祖辈给你留下的祖产，突然被国家一纸文件充公了，你能接受吗？这看似天荒夜谈的事情，还真发生在这土地上。
这一切要上溯到46年前――“国家经租房”政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之一就是“国家经租”。政府通过“经租”把私房充公，这也造成了诸多遗留问题。
2012-8-8 第46期“经租房”：不付钱的“赎买”
国家充当“中介”征收私人房屋，再分租给干部职工
中共接管政权前曾承诺保障私人的房屋产权，还说要“长期实行”。不过，很快新生政权就开始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把私人房屋收归国有。当时有许多私房业主十分不满，也有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这些都被归结为向“社会主义进攻”。
新生政权曾承诺不侵占私人房产，允许私人房屋出租，且要“长期实行”
中共接管政权前夕，城市民众原以为可以仿照中共的农村土改，“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了”。不过，中共在接管政权前没有支持这种主张，而是承诺要保护私人房产，且要“长期实行”。
战后国内断壁残垣，住房十分紧张，新生政权希望通过保护私人产权来鼓励私人出资来建房：“当修盖房屋无利可图而房屋所有权又无可靠保障时，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会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结果使得人民没有足够的房子住，对于人民反而极为不利。人民政府将来是一定要修筑多量的城市房屋来解决市民的任宅问题的，但是，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建房屋。因此就需要鼓励私人资本来修建房屋。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地租赁，让资本可以周转，房主有利可图。”（（194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58年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征收私房后分租给干部职工，即国家经租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启动，1956年中央开始向私房动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营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无力承担私房相关人员工作和修缮破旧房屋的费用，因此私房改造极为缓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达依然接近60%。从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统一征收上来后，然后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干部职工，而私房业主只获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和部分自住房屋。这种方式被称为“国家经租”，即国家充当房产中介，把私房统一征收起来后，分租给干部职工。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后被称作“经租房”。
中央希望借此方式“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同时解决当时房屋紧张。中央称“经租”是“一定时期”内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这个“一定时期”到底是多久，如何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当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
房主不满：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
在“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国家为干部职工提供房屋居住，算是一种福利，因此租金很低；私房业主只能从这低廉的租金获取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吃了大亏。而且国家统一征收，还规定了资金的多少，不得议价，有强买强卖之意，所以房主难免有情绪。有被改造房主称：“听了区长报告我是感激万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还有房主说：“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了批判。
此外，“许多城市发生了房主积极地大量地贱价出卖房屋以及千方百计分散房屋的现象，如有的房屋值三四千元，现在一两千元就卖，有些听到私房改造的消息后，更不修房，甚至进行破坏以便拆房卖料。”（（194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法学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期间，有诸多批评私房改造的声音，称政府靠“国家经租”的形式来解决住房紧张乃药不对症，住宅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法学学者谭惕吾还在“鸣放”中表示，根据她在上海的调查，住宅问题是屋少人多、不够分配所造成；把房屋充公了也不能解决，“所有制变更了，房屋仍住得满满的。”她还指出私房改造违反了宪法：“这不符合宪法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宪法规定的个人房屋所有权，不是主观上想侵犯，而是在敲锣打鼓时没明确，把轻重倒置了，没看重宪法，而看重了当时的请求。要在宪法范围内调整租赁关系。应该统一管理租费修缮费的标准，确保生活资料的房屋的私有制，自己住的屋子可以少量出租。”
谭的看法也得到当时官方的印证。例如，1955年5月天津市高级法院在工作总结中曾明确指出：“天津市的房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租赁关系不够正常，但基本问题还是房屋缺乏。”。”（“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私房改造出于政治所需，政府回应批评：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
针对类似批评，1957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回应。他强调：“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城市房屋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他还表示：“几年来，我们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私有房屋进行管理，但收获不大，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之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在经济方面的革命基本上完成以后，如何继续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当中，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党对私有房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8年6月，张永励调任第二商业部副部长，他在私房改造现场会议上说：“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连城市小商小贩都已经改造了的今天， 对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仅十分必要，两且是刻不容缓的了。”（“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张永励直白称，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很明显，官方施行私房改造，有其政治目的，缓解住房短缺更多的只是借口。另一方面，此时对于私房的态度，跟中共初期的显然相左，过去中共主张保护私人产权来解住房紧张，而现在要通过消灭私有来解决。
政府一纸把私房充公，“中介”摇身一变成主人
原本国家只是作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当然，但国家一纸文件就直接掐灭这种念头。文革爆发后，房主的租金被停发了，还被红卫兵抄家。改革开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没收的房产，大多无果而终。因为经租房俨然成了一块肥肉，政府把这些“国有”房产转卖私人并从中捞油水，利益成为归还经租房的最大障碍。
房主要求归还房屋，政府一纸掐灭诉求：经租房“类似赎买”，因此不退还，后代不得继承
房屋主人要求加租，要收回房租，在当时被定性为“阶级斗争”。“一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房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归个人所有，往往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的理由，要求退还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强占房屋，破坏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私房改造工作中存在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1964年国家房产管理局致国务院《关于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如此写道。
此前政府动员房主把房产交给国家统一房租，然后逐步改变所有制。但怎样改变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谜底揭开了。1964年政府一纸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房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房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慎重处理房主要求退房的问题，凡已经纳入改造的房屋，应当坚持继续进行改造，一律不能退回”，“对于那些严重失修、房主无力继续经营、愿意出卖的房屋，房管部门可以作价收购。”
房主：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给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
政府认为经租是“类似赎买”，以前的租金是用来买业主的房产的，这听起来有点像分期付款，不过这种方式令房主十分不解。房主反问：
“在‘国家经租’开始时，产权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并没有把房子转让或捐献，不然为什么国家还会给我们发租金，还要称我们为‘房主’？”
“房主们什么叫‘类似赎买’？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分给我们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国家从自己的钱包里掏过一分钱给我们吗？我们子女既然丧失了继承权，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租金？””。[详细]
文革爆发，政府停发房主租金，红卫兵抄家把房主轰出去还没收房产证
“经适房”一事带来了诸多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文革就爆发了。文革爆发后，政府连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发了。各地红卫兵抄家时还把私房业主轰出去，抢占私房没收房产证，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间就抢占了19500多户私房，抢占房屋面积达36万平方米。北京的房主马振环一家就遭此厄运：
“一天，中廊下胡同里，突然出现一张了红卫兵的大字报，写道：所有私房主一律到房管所办手续，上交所有房地契。弟弟马振铨回想说，他家的门廊里也贴了一张，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是一张黄纸’，头一句便是‘这崽子那崽子的’。 作为全家顶梁柱的大哥那时22岁，‘主动”把房地契和领取租金的‘经租本’一并交到了区房管所。能够证明这处院子归马家所有的一切文件在那次上交中全部消失了。不仅原来由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再归他们拥有，就是曾允许他们自住的7间房（其实是5间）也不再姓‘马’，而被看做是租住国家的房屋，每月还要交房租5元。”[详细]
官方文件承认红卫兵抄家合法。1966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最近在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提出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故此作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有企业，资本的定息一律取消。”该“文革”文件中没有直接涉及经租房问题，而是要求取消公私合营的资本定息。不过由于当时租金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收入，被等同于资本家公私合营时期的定息，所以租金被看作定息而停发了；至于取消公私合营，说白了就是直接没收私房了。这个文件日后被作为经租房充公的法律依据。
文革结束了，但政府继续沿用“文革”逻辑，再次明确经租房一律归国家所有
“文革”结束后，82年《宪法》出台，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不过政府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候，似乎还是没有考虑《宪法》的存在，继续沿用“文革”逻辑。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此后，建设部多次出台文件确认经租房属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因此许多在文革中被强行霸占房屋的房主，欲告无门 。“家住上海黄浦区尚文路133弄50号的胡彭生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胡信义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解放后被打成‘经济特务’，含冤屈死，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一幢私房也曾两次被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屈被平反，可房子却有两间怎么也收不回来，最让胡家咽不下气的是，占住这两间房的人恰是当年的造反派。找到房管局却得到答复：这样的家庭在黄浦区就有几万家，现在还没有新政策，解决不了。” [详细]
“国产”实为“官产”,政府转手把私房转卖给私人从中牟利
国家实行经租房本意是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变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实行“公有”的名义把私房充公后，却转手给卖给私人了，政府一倒手就捞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经硕果仅存的四合院，市场价值动辄上千万，可是通过房管局的内部关系，可以不经过拍卖，以比市场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买到经租房代管房性质的四合院，当然你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猫腻。在寸土寸金的南池子地区，本世纪初大量精美的四合院遭遇拆迁改造，原房主被强制性安置到其他地方以后，在原址重新修建了新式四合院，然后以数千万的价格卖给一些身份不一般的人物。家住南池子普渡寺西巷的丁艾女士，祖传的四合院，侥幸逃过了商业开发，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她愤怒。她家四合院一半的房子58年也成了经租房，这次拆迁改造，把住户给迁走了，丁艾燃起了希望，这次也许能把被房管局征走的房子要回来，谁曾想到，房管局在她家院子里砌起了一道围墙，把她家的经租房围在了墙外，接下来传来消息，她家的三百多平米面积经租房要以三百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她不认识的韩先生（该位置这样一个四合院的市场价值超过千万），这位韩先生自我介绍是东城区房管局局长介绍来的，看过房子以后很满意。可是丁艾不干了，她直接找到那个想买房子的韩先生，告诉他：这是我的房子，你从房管局买是非法的！一开始韩先生很自信，我是通过房管局买的房子，怎么可能违法呢？丁艾介绍了实际情况以后，那位韩先生也有些歉疚，提出要不给丁家补偿一些，丁艾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是把金山搬来我也不卖。还撂下狠话：你和房管局的人暗箱操作，我拦不住，不过你买房子的钱要是干干净净挣来的，就自己掂量掂量。好在这位韩先生良知未泯，所以那些房子现在还空着。”[详细]
利益成归还经租房最大障碍，私房业主维权难于上青天
经租房变成一块肥肉，政府从中捞的油水太多了，私房业主要维权自然难于上青天。私房业主张积年就是众多维权者的一个，仅在北京就有近200位经租房维权代表常年上访，一年内上访了几百次。“2005年，一些人商量到建设部门前进行抗议，已熟知信访规则的张积年坚决反对，意识到这样做事情会被‘枪毙’，结果他的意见被大家给否了。他说他们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他们说他这是‘怕死’。……去年3月，时逢全国‘两会’召开，他们八九十人又来到建设部，说是天冷，从北门信访室来到正门晒太阳，结果被警察逮了7人。建设部指他们聚众滋扰、引人围观，为此出具一份公函给辖区派出所，要求对这些人‘依法处理’。有6人因身体不适放出，一人被控是组织者而遭5天拘留。……这一位是女士，又是回民，又没接到拘留通知。出来之后即指责警察实施人身虐待，几个人一合计这就把公安局给告了。开庭的时候100来人涌进旁听，弄得法庭窘迫不已。那里派出所拿出建设部公函，说是建设部让自己这么干的。”[详细]
结语
房子不仅是家庭财产，还是房主的心血，那里有房主的过去记忆，有房主和故去亲人影踪。保障私有财产并不是摸不着的概念，因为保障了私有财产，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家，保护这些值得珍视的东西。
五十年代私房怎样被改造成官产
――"住房六十年”系列(1)
如果有一天，当你耗费数十年心血买下的房子，或者祖辈给你留下的祖产，突然被国家一纸文件充公了，你能接受吗？这看似天荒夜谈的事情，还真发生在这土地上。
这一切要上溯到46年前――“国家经租房”政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之一就是“国家经租”。政府通过“经租”把私房充公，这也造成了诸多遗留问题。
2012-8-8 第46期“经租房”：不付钱的“赎买” 国家充当“中介”征收私人房屋，再分租给干部职工
中共接管政权前曾承诺保障私人的房屋产权，还说要“长期实行”。不过，很快新生政权就开始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把私人房屋收归国有。当时有许多私房业主十分不满，也有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这些都被归结为向“社会主义进攻”。
新生政权曾承诺不侵占私人房产，允许私人房屋出租，且要“长期实行”
中共接管政权前夕，城市民众原以为可以仿照中共的农村土改，“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了”。不过，中共在接管政权前没有支持这种主张，而是承诺要保护私人房产，且要“长期实行”。
战后国内断壁残垣，住房十分紧张，新生政权希望通过保护私人产权来鼓励私人出资来建房：“当修盖房屋无利可图而房屋所有权又无可靠保障时，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会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结果使得人民没有足够的房子住，对于人民反而极为不利。人民政府将来是一定要修筑多量的城市房屋来解决市民的任宅问题的，但是，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建房屋。因此就需要鼓励私人资本来修建房屋。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地租赁，让资本可以周转，房主有利可图。”（（194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58年对私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征收私房后分租给干部职工，即国家经租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启动，1956年中央开始向私房动刀。1956之前的私房改造主要以公私合营的形式，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加上政府无力承担私房相关人员工作和修缮破旧房屋的费用，因此私房改造极为缓慢。至1955年底，各城市中的私房比重平均达依然接近60%。从1958年起，政府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政府先把私房统一征收上来后，然后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干部职工，而私房业主只获得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和部分自住房屋。这种方式被称为“国家经租”，即国家充当房产中介，把私房统一征收起来后，分租给干部职工。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私房日后被称作“经租房”。
中央希望借此方式“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同时解决当时房屋紧张。中央称“经租”是“一定时期”内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这个“一定时期”到底是多久，如何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当时相关文件没有提及。
房主不满：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
在“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国家为干部职工提供房屋居住，算是一种福利，因此租金很低；私房业主只能从这低廉的租金获取百分之20到40分的补偿，吃了大亏。而且国家统一征收，还规定了资金的多少，不得议价，有强买强卖之意，所以房主难免有情绪。有被改造房主称：“听了区长报告我是感激万分，改造很好，生活大大下降”，还有房主说：“我跟麻雀一样被到处哄，过去搞粮食被哄过一次，现在搞房屋改造又被哄了。”不过，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了批判。
此外，“许多城市发生了房主积极地大量地贱价出卖房屋以及千方百计分散房屋的现象，如有的房屋值三四千元，现在一两千元就卖，有些听到私房改造的消息后，更不修房，甚至进行破坏以便拆房卖料。”（（194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信箱），载《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1948年―1981年），房产通讯社1982年编印，第7页。）
法学学者批评：私房改造不符合宪法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规定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期间，有诸多批评私房改造的声音，称政府靠“国家经租”的形式来解决住房紧张乃药不对症，住宅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房屋缺乏，而不是房屋私有所致。法学学者谭惕吾还在“鸣放”中表示，根据她在上海的调查，住宅问题是屋少人多、不够分配所造成；把房屋充公了也不能解决，“所有制变更了，房屋仍住得满满的。”她还指出私房改造违反了宪法：“这不符合宪法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宪法规定的个人房屋所有权，不是主观上想侵犯，而是在敲锣打鼓时没明确，把轻重倒置了，没看重宪法，而看重了当时的请求。要在宪法范围内调整租赁关系。应该统一管理租费修缮费的标准，确保生活资料的房屋的私有制，自己住的屋子可以少量出租。”
谭的看法也得到当时官方的印证。例如，1955年5月天津市高级法院在工作总结中曾明确指出：“天津市的房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租赁关系不够正常，但基本问题还是房屋缺乏。”。”（“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私房改造出于政治所需，政府回应批评：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
针对类似批评，1957年城市服务部张永励副部长回应。他强调：“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城市房屋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他还表示：“几年来，我们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私有房屋进行管理，但收获不大，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之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在经济方面的革命基本上完成以后，如何继续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当中，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党对私有房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8年6月，张永励调任第二商业部副部长，他在私房改造现场会议上说：“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连城市小商小贩都已经改造了的今天， 对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仅十分必要，两且是刻不容缓的了。”（“居者有其屋”？――1950年代的住房政策剖析，张群，《当代中国研究》）
张永励直白称，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很明显，官方施行私房改造，有其政治目的，缓解住房短缺更多的只是借口。另一方面，此时对于私房的态度，跟中共初期的显然相左，过去中共主张保护私人产权来解住房紧张，而现在要通过消灭私有来解决。
政府一纸把私房充公，“中介”摇身一变成主人
原本国家只是作为中介代房主放租，房主要回房子本理所当然，但国家一纸文件就直接掐灭这种念头。文革爆发后，房主的租金被停发了，还被红卫兵抄家。改革开放后，房主要追回被没收的房产，大多无果而终。因为经租房俨然成了一块肥肉，政府把这些“国有”房产转卖私人并从中捞油水，利益成为归还经租房的最大障碍。
房主要求归还房屋，政府一纸掐灭诉求：经租房“类似赎买”，因此不退还，后代不得继承
房屋主人要求加租，要收回房租，在当时被定性为“阶级斗争”。“一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房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归个人所有，往往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的理由，要求退还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强占房屋，破坏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私房改造工作中存在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1964年国家房产管理局致国务院《关于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如此写道。
此前政府动员房主把房产交给国家统一房租，然后逐步改变所有制。但怎样改变所有制，只字未提。1964年谜底揭开了。1964年政府一纸公文直接就把私房充公：
“国家经租房屋的性质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国家经租房屋的房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房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但可以继续领取国家给予的固定租金。是否需要办理领取固定租金的证明书公证，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慎重处理房主要求退房的问题，凡已经纳入改造的房屋，应当坚持继续进行改造，一律不能退回”，“对于那些严重失修、房主无力继续经营、愿意出卖的房屋，房管部门可以作价收购。”
房主：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给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
政府认为经租是“类似赎买”，以前的租金是用来买业主的房产的，这听起来有点像分期付款，不过这种方式令房主十分不解。房主反问：
“在‘国家经租’开始时，产权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并没有把房子转让或捐献，不然为什么国家还会给我们发租金，还要称我们为‘房主’？”
“房主们什么叫‘类似赎买’？国家要赎买，和我们商量过吗？给过我们钱吗？分给我们的是‘租金’，也是老百姓的钱，国家从自己的钱包里掏过一分钱给我们吗？我们子女既然丧失了继承权，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租金？””。[详细]
文革爆发，政府停发房主租金，红卫兵抄家把房主轰出去还没收房产证
“经适房”一事带来了诸多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文革就爆发了。文革爆发后，政府连原本微薄的租金都停发了。各地红卫兵抄家时还把私房业主轰出去，抢占私房没收房产证，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间就抢占了19500多户私房，抢占房屋面积达36万平方米。北京的房主马振环一家就遭此厄运：
“一天，中廊下胡同里，突然出现一张了红卫兵的大字报，写道：所有私房主一律到房管所办手续，上交所有房地契。弟弟马振铨回想说，他家的门廊里也贴了一张，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是一张黄纸’，头一句便是‘这崽子那崽子的’。 作为全家顶梁柱的大哥那时22岁，‘主动”把房地契和领取租金的‘经租本’一并交到了区房管所。能够证明这处院子归马家所有的一切文件在那次上交中全部消失了。不仅原来由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再归他们拥有，就是曾允许他们自住的7间房（其实是5间）也不再姓‘马’，而被看做是租住国家的房屋，每月还要交房租5元。”[详细]
官方文件承认红卫兵抄家合法。1966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最近在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提出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故此作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有企业，资本的定息一律取消。”该“文革”文件中没有直接涉及经租房问题，而是要求取消公私合营的资本定息。不过由于当时租金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收入，被等同于资本家公私合营时期的定息，所以租金被看作定息而停发了；至于取消公私合营，说白了就是直接没收私房了。这个文件日后被作为经租房充公的法律依据。
文革结束了，但政府继续沿用“文革”逻辑，再次明确经租房一律归国家所有
“文革”结束后，82年《宪法》出台，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不过政府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时候，似乎还是没有考虑《宪法》的存在，继续沿用“文革”逻辑。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此后，建设部多次出台文件确认经租房属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因此许多在文革中被强行霸占房屋的房主，欲告无门 。“家住上海黄浦区尚文路133弄50号的胡彭生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胡信义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解放后被打成‘经济特务’，含冤屈死，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一幢私房也曾两次被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屈被平反，可房子却有两间怎么也收不回来，最让胡家咽不下气的是，占住这两间房的人恰是当年的造反派。找到房管局却得到答复：这样的家庭在黄浦区就有几万家，现在还没有新政策，解决不了。” [详细]
“国产”实为“官产”,政府转手把私房转卖给私人从中牟利
国家实行经租房本意是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变成“公有”，但是政府把以实行“公有”的名义把私房充公后，却转手给卖给私人了，政府一倒手就捞了不少油水：
“在北京，已经硕果仅存的四合院，市场价值动辄上千万，可是通过房管局的内部关系，可以不经过拍卖，以比市场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买到经租房代管房性质的四合院，当然你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猫腻。在寸土寸金的南池子地区，本世纪初大量精美的四合院遭遇拆迁改造，原房主被强制性安置到其他地方以后，在原址重新修建了新式四合院，然后以数千万的价格卖给一些身份不一般的人物。家住南池子普渡寺西巷的丁艾女士，祖传的四合院，侥幸逃过了商业开发，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她愤怒。她家四合院一半的房子58年也成了经租房，这次拆迁改造，把住户给迁走了，丁艾燃起了希望，这次也许能把被房管局征走的房子要回来，谁曾想到，房管局在她家院子里砌起了一道围墙，把她家的经租房围在了墙外，接下来传来消息，她家的三百多平米面积经租房要以三百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她不认识的韩先生（该位置这样一个四合院的市场价值超过千万），这位韩先生自我介绍是东城区房管局局长介绍来的，看过房子以后很满意。可是丁艾不干了，她直接找到那个想买房子的韩先生，告诉他：这是我的房子，你从房管局买是非法的！一开始韩先生很自信，我是通过房管局买的房子，怎么可能违法呢？丁艾介绍了实际情况以后，那位韩先生也有些歉疚，提出要不给丁家补偿一些，丁艾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就是把金山搬来我也不卖。还撂下狠话：你和房管局的人暗箱操作，我拦不住，不过你买房子的钱要是干干净净挣来的，就自己掂量掂量。好在这位韩先生良知未泯，所以那些房子现在还空着。”[详细]
利益成归还经租房最大障碍，私房业主维权难于上青天
经租房变成一块肥肉，政府从中捞的油水太多了，私房业主要维权自然难于上青天。私房业主张积年就是众多维权者的一个，仅在北京就有近200位经租房维权代表常年上访，一年内上访了几百次。“2005年，一些人商量到建设部门前进行抗议，已熟知信访规则的张积年坚决反对，意识到这样做事情会被‘枪毙’，结果他的意见被大家给否了。他说他们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他们说他这是‘怕死’。……去年3月，时逢全国‘两会’召开，他们八九十人又来到建设部，说是天冷，从北门信访室来到正门晒太阳，结果被警察逮了7人。建设部指他们聚众滋扰、引人围观，为此出具一份公函给辖区派出所，要求对这些人‘依法处理’。有6人因身体不适放出，一人被控是组织者而遭5天拘留。……这一位是女士，又是回民，又没接到拘留通知。出来之后即指责警察实施人身虐待，几个人一合计这就把公安局给告了。开庭的时候100来人涌进旁听，弄得法庭窘迫不已。那里派出所拿出建设部公函，说是建设部让自己这么干的。”[详细]
结语
房子不仅是家庭财产，还是房主的心血，那里有房主的过去记忆，有房主和故去亲人影踪。保障私有财产并不是摸不着的概念，因为保障了私有财产，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家，保护这些值得珍视的东西。
国人享受双休日须感谢美国
近日，一条有关双休日来历的传闻在微博上被热炒，传闻称“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把给中国人双休日作为入世条件之一。因此1995年5月1日后起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详细]
我们能享受到“双休日”待遇真的要感谢美国人吗？1995年之前我们工作多长时间休息几天呢？
2012-8-10 第47期胡平：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
1995年之前，国人工作时间之长世界上屈指可数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95年，国人一周需要工作六天，每天8-10小时不等。虽说政府曾出台过多份文件想使劳动者享受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日休息的权利，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用工紧张、经济建设压力等多种原因，这些文件多数未能实行。
50年代开始国人每周工作六天，八小时工作制始终没执行
早在1949年北京政治协商会议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就开始注意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详细]但这里仅仅规定了每天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说明一周工作的天数和劳动者能否享受带薪休假的权利。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工作制，有害健康的工作，每日工作时间还应低于8小时”，同时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
最终，劳动部在《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中非常明确地说明：“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以及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也就是说，国人每周需要工作48个小时，有带薪休假权益。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八小时工作制根本无法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中央政策根据经济建设需求不断改变政策
虽然已经政府文件中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十分灵活，比如1952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示的文件说：“工时问题：近代化的大企业一律实行八小时制，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工场不得超过十小时。零散的作坊、商店和工作有间歇的行业，最多也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中共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P379）这里只是规定了最长限度，并且对八小时工作制并没有硬性要求，既然没有硬性要求，那么中小企业出于利益考虑是必然不会执行的。
各行各业的实行状况都不容乐观，特别是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重任的行业。为了及时完成项目，国家会默许甚至赞同大企业超时用工。以建筑业为例，1956年6月8日，国务院明确下发文件说：“目前建筑业工时制度混乱不统一，有八小时、八小时半、九小时的，甚至有十小时的。由于工时过长，影响着职工的身体健康以及文化、技术水平的学习提高。因而决定：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建筑业一律实行八小时小礼拜工作制度。”（《国务院关于建筑业从七月一日起实行八小时、小礼拜工作制度的规定》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然而，一年后，国务院在批复黑龙江的文件中就因为劳动力不足而改变了对八小时工作制的坚持：“从报告中看来，你省建筑部门当前尚缺少3万名工人，在工作时间延长后，只能减少需工1.5～2万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缓和你省劳动力不足情况，对于某些重点工程必须在严冬到来之前进行赶工的，在赶工期间，经征得工人同意，可暂时改行9小时，大礼拜制，对所延长的工作时间，可不按加班加点处理。”（《国务院关于延长建筑工人工作时间问题的批复》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七个月后，为了保证“大跃进”的成功，国务院不仅允许建筑行业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而且连可怜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被调整为两周休息一天：“在当前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下，由于基本建设任务大大增加，不少地方的建筑企业职工为了充分利用施工好季节，争取提前完成任务，避免往后赶工，己经采取了每日工作九小时、每两个星期公休一天的措施。”（《国务院转发天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子建筑业实行九小时、大礼拜期间工资支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
中央的政策都这样翻来覆去不断改变，各地方就更不会将八小时工作制当回事了，1958年后“大跃进’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熟衷于“夺高产”、“放卫星”，延长工时和加班加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2、大量的业余活动和政治运动严重挤占劳动者业余时间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中，人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参加各种业余活动和政治运动。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些活动基本都在职工的休息时间举行。刘少奇曾对此做出过强调：“在一切厂矿企业和机关学校中差不多都有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及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如果要召集有很多工人、职员参加的会议或者进行其他群众性的集体活动，一般都是在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内进行的，而不能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时间。”
为了既完成工作，又做好业余活动，“许多机关、企业为了组织学习和业余活动，实行提前一小时上班和推后一小时下班的制度。”（刘少奇《有关劳动工资问题的一些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这就相当于让职工多上了两个小时的班，基本上可以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最少有10个小时。
3、刘少奇：搞不赢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
针对很多青年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为了不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最终不得不给有这些想法的人扣上政治帽子，以警示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就曾要求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努力工作：“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现在国营商业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刘少奇《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八小时工作制尚且无法保证，所谓的年休假制度更是梦幻，这一权利仅仅在劳动制度中存在了短短一两年便完全被取消，在实际生活中也就没有了带薪休假的可能。
60年代后国人每周工作48小时，且无带薪休假权利
“大跃进”中不顾劳动者身体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加上当时许多高强度的劳动严重损耗了劳动者健康，引发了许多疾病和伤亡事故，这就引发了职工的严重不满，甚至消极怠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在1960年发出了《关于切实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持续大跃进的指示》和《关于城市坚持8小时下作制的通知》，明确指示“全国城市的一切单位……不得任意加班加点”。随后八小时工作制基本在城市中得以实行。
但人们仍每周工作六天48-60个小时，没有任何带薪假期，这一状况一直到1994年才有所改观。在这三十多年中，按规定职工每年工作时间为2448小时。同时期其他国家国民工作时间是多少呢？
按年工作时数计算，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普遍实行周五工作制、带薪年休假制度等原因，全年实际工作时间约为1800小时左右，最低的是德国，为1600小时；法国为1650小时；美国、英国均为1850小时。也就是说，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美国家大约高出30-50%。据国际劳工局1984年统计，在亚、非、拉、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至44小时。我国是当时少数周工作48小时的国家之一、也是当时国际劳工局成员国中四个没有法定年带薪休假的国家之一。（毕大川、杨果等《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1987年）
这种业余时间很少的工时制度给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每周只有一周的时间去处理家务，搞得人们一到周末往往身心疲惫，据当时的调查说：“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李桂杰《我国双休日制度的诞生》，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尽管如此，这种僵化的工作时间制度依然侵害了人们的生活达30多年之久而未见丝毫改变。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是自从1950年代初李立三要求工会“关心工人日常利益”被批判之后[详细]，就再也没有能够代表职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构和渠道了。
中国实行双休日与美国没有关系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休闲的渴望越来越强，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但是，改不改，何时改，改成什么，从来都不是人们的渴望能决定的。
8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研究“五天工作制”可行性
最先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的，依然是邓小平。198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拟将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五天半的指示，理由有三点：“国外多是五天工作制；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节省水电能源”。（傅刚《一年休假四个月，活怎么干》）明显可以看出，邓小平之所以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主要是从与国际接轨和提高生产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考虑的，还没有涉及到当时的工时制度对人们生活造成的不便。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实行，而且仅一年就被“五天工作制”即双休日制度取代。
而双休日制度最初的提出者则是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据他回忆说：“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是我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议的……1979年我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开始……经常出国，去过很多国家。慢慢地，我就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仅工作五天，联合国每周仅工作四天半。这样算下来，这些国家每周工时大都不会超过40个小时。我统计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我就很困惑：为什么别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还能发展，而我们工作六七天还不够？生产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我发现甚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近28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1986年初，在一次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我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个五天工作制的课题，研究在我国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宋健说：好啊，你们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务会来汇报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我回中心后宣布：我们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要正式立项研究五天工作制。这样，中心就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制定了很多细则，并于1986年5月，开始着手开展关于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课题组最终形成了向国家提出的研究成果：《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
胡平不仅对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同时也在自己100人的部门中进行了初步的实验：
“1988年2月，我决定在研究中心先试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国家科委的领导请示，否则就会破坏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们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上画了圈，但没有说明同意与否，相当于默许。我们随即报送给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蒋明宽，他也画了圈，但同时对我说：老胡，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扬。当我们报送给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时，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画圈。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胡，你们这个做法，我告诉你，不能做。他说我们现在七天都做不完，你们还上五天班？你们上五天班对我们科委有什么影响，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老实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了。他说，你要实施，我跟你没完！我没有把宋健和蒋明宽的意见告诉他。我说，你别生气，你的意见我们会消化！回到中心后，我告诉大家，这件事不能公开宣传了，因为有的领导同志坚决反对。仔细考虑，中心实施五天工作制对科委的工作也会有影响，虽然我们是研究机构，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试行五天工作制对研究中心影响不大。但是试行以后，中心内部要掌握，每个科室要安排好一个人值班，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试行开始后，课题组结合实际，对五天工作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胡平《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百年潮》2009年12期）
研究中心的报告有多大的作用呢？据胡平讲：
“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听国务院对于我们这个报告的看法，问有没有决定何时实施。他回答说，领导上很重视你们这个报告，这个建议提得很好。你们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这壶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要等合适的时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提出的报告没有原则性问题，具体内容也没有问题。至于具体实施的时间，我当时的估计是一两年以内。没有想到，随着1989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报告被搁置了几年……1990年底，我从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孔德涌继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五天工作制最终得以实行。”
由此可见，在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即双休日制度）的过程中，胡平他们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2、1995年国务院下令实行五天工作制，双休日诞生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央部门开始考虑对工作时间制度进行改革，尽管这一改革十年之后才见成效，但对国人的确意义非凡。
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宣布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作制度，即五天半工作制度。这就改变了建国后我国一直实行的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48小时的旧工时制度。1995年5月1日，新修改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开始施行，规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三条、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职工工作时间。……第七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第九条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难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适当延期；但是，事业单位最迟应当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最迟应当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1994年《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1995年修改）
这标志着国人终于有了享受双休日待遇的权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新制度建立之后，国人法定年工时由2448小时减为2032小时，并确定每年20天的带薪休假，即便如此，我国劳动者的年工时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关于在我国逐步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中国科技论坛》1988年02期）
至今仍有很多人难以享受双休日待遇
尽管法律已经颁布，但实施起来非常艰难，至今，仍有非常多的人还很难享受到双休日的合法权利，每周仅工作40小时更是难上加难。
据了解：“2001年平均调查周工作时间是44.9小时，2002年之后一直在45小时以上，在2005年之前有逐年略微上涨趋势，2005年达到47.8小时。这一数字已经接近或超出当时我国标准工时制度下的平均每周法定最大工作时间。最为突出的是2005年调查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的占43.2%，而低于40小时的仅占11.3%（包括非全日制工人），这意味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存在着加班现象。2005年我国标准工时为2008小时，最大加班时间为432小时，则最大总工时为2440小时，以一年52周计，平均每周46.9小时。即使扣除10天年休假，每年仍有50.7周，平均每周48.1小时。”（耿强林《中国工时制度的定位研究》）
2001年至2004年，私营个体雇员的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9小时以上。2004年43%的私营个体雇员的调查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2005年至2008年雇员在调查周工时超过48小时的比例分别为37.1%,50.1%,46.7%和38.7%。而40小时以上的雇员总体一直不低于93%。
仅以建筑业工人为例，据潘毅、卢晖临等人的调查，在新世界公司的的工地上，每天 10 小时工作已成为通用的、不成文的“标准工作时间”。有些工地甚至将工人的工作时间继续延长三个小时，工人做足13 个小时才算一个完整的工。如新世界沈阳的“新世界花园”工地上，五月至九月期间，工人做足13 个小时才算一个完整的工。而且新世界工地上的民工既没有周末，也没有法定节假日，每一天对于他们都是“工作日”。而对于根据工程量来计算工资的工人来说，在赶工阶段，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甚至 15、16个小时，这样虽然每天可以比“常白班”多收入二三十块钱甚至1倍，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却超出国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 50%，甚至1倍，而每周的工作时间更是国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2.1至2.8倍。（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另一项对河南林州建筑业市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建筑工人每天平均的工作时间为11.64小时。夏季工作时间最长14个，冬季最短9个小时。（李英帅《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建筑业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是白字黑字清清楚楚，而在现实中则很可能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落实。
没有可靠材料证明双休日制度与中美入世谈判有关
针对微博中热传的中国实行双休日制度是中美入世谈判的功劳的说法，笔者并未找到可靠的材料能证明其确有其事，而此传闻也未说明其出处，因此其真实性颇为可疑。而且传言的论断也并不可信，比如说什么“1994年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给中国人双休日”，从胡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80年代中期他们就已经开始论证双休日的可行性，1987和1992年他们两次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实行双休日并非源自中美入世谈判。
结语
1、 希望双休日制度能真正落实，让劳动者有权利有尊严地活着。
2、 享受双休日无需对美国人感恩戴德，这是国人自己努力的成果。
近日，一条有关双休日来历的传闻在微博上被热炒，传闻称“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把给中国人双休日作为入世条件之一。因此1995年5月1日后起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详细]
我们能享受到“双休日”待遇真的要感谢美国人吗？1995年之前我们工作多长时间休息几天呢？
2012-8-10 第47期胡平：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1995年之前，国人工作时间之长世界上屈指可数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95年，国人一周需要工作六天，每天8-10小时不等。虽说政府曾出台过多份文件想使劳动者享受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日休息的权利，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用工紧张、经济建设压力等多种原因，这些文件多数未能实行。
50年代开始国人每周工作六天，八小时工作制始终没执行
早在1949年北京政治协商会议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就开始注意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详细]但这里仅仅规定了每天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说明一周工作的天数和劳动者能否享受带薪休假的权利。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工作制，有害健康的工作，每日工作时间还应低于8小时”，同时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
最终，劳动部在《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中非常明确地说明：“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以及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也就是说，国人每周需要工作48个小时，有带薪休假权益。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八小时工作制根本无法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中央政策根据经济建设需求不断改变政策
虽然已经政府文件中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十分灵活，比如1952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示的文件说：“工时问题：近代化的大企业一律实行八小时制，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工场不得超过十小时。零散的作坊、商店和工作有间歇的行业，最多也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中共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P379）这里只是规定了最长限度，并且对八小时工作制并没有硬性要求，既然没有硬性要求，那么中小企业出于利益考虑是必然不会执行的。
各行各业的实行状况都不容乐观，特别是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重任的行业。为了及时完成项目，国家会默许甚至赞同大企业超时用工。以建筑业为例，1956年6月8日，国务院明确下发文件说：“目前建筑业工时制度混乱不统一，有八小时、八小时半、九小时的，甚至有十小时的。由于工时过长，影响着职工的身体健康以及文化、技术水平的学习提高。因而决定：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建筑业一律实行八小时小礼拜工作制度。”（《国务院关于建筑业从七月一日起实行八小时、小礼拜工作制度的规定》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然而，一年后，国务院在批复黑龙江的文件中就因为劳动力不足而改变了对八小时工作制的坚持：“从报告中看来，你省建筑部门当前尚缺少3万名工人，在工作时间延长后，只能减少需工1.5～2万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缓和你省劳动力不足情况，对于某些重点工程必须在严冬到来之前进行赶工的，在赶工期间，经征得工人同意，可暂时改行9小时，大礼拜制，对所延长的工作时间，可不按加班加点处理。”（《国务院关于延长建筑工人工作时间问题的批复》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七个月后，为了保证“大跃进”的成功，国务院不仅允许建筑行业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而且连可怜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被调整为两周休息一天：“在当前生产大跃进的情况下，由于基本建设任务大大增加，不少地方的建筑企业职工为了充分利用施工好季节，争取提前完成任务，避免往后赶工，己经采取了每日工作九小时、每两个星期公休一天的措施。”（《国务院转发天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子建筑业实行九小时、大礼拜期间工资支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
中央的政策都这样翻来覆去不断改变，各地方就更不会将八小时工作制当回事了，1958年后“大跃进’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熟衷于“夺高产”、“放卫星”，延长工时和加班加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2、大量的业余活动和政治运动严重挤占劳动者业余时间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中，人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参加各种业余活动和政治运动。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些活动基本都在职工的休息时间举行。刘少奇曾对此做出过强调：“在一切厂矿企业和机关学校中差不多都有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及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如果要召集有很多工人、职员参加的会议或者进行其他群众性的集体活动，一般都是在工人、职员的业余时间内进行的，而不能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时间。”
为了既完成工作，又做好业余活动，“许多机关、企业为了组织学习和业余活动，实行提前一小时上班和推后一小时下班的制度。”（刘少奇《有关劳动工资问题的一些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这就相当于让职工多上了两个小时的班，基本上可以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最少有10个小时。
3、刘少奇：搞不赢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
针对很多青年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为了不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最终不得不给有这些想法的人扣上政治帽子，以警示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就曾要求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努力工作：“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现在国营商业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刘少奇《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八小时工作制尚且无法保证，所谓的年休假制度更是梦幻，这一权利仅仅在劳动制度中存在了短短一两年便完全被取消，在实际生活中也就没有了带薪休假的可能。
60年代后国人每周工作48小时，且无带薪休假权利
“大跃进”中不顾劳动者身体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加上当时许多高强度的劳动严重损耗了劳动者健康，引发了许多疾病和伤亡事故，这就引发了职工的严重不满，甚至消极怠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在1960年发出了《关于切实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持续大跃进的指示》和《关于城市坚持8小时下作制的通知》，明确指示“全国城市的一切单位……不得任意加班加点”。随后八小时工作制基本在城市中得以实行。
但人们仍每周工作六天48-60个小时，没有任何带薪假期，这一状况一直到1994年才有所改观。在这三十多年中，按规定职工每年工作时间为2448小时。同时期其他国家国民工作时间是多少呢？
按年工作时数计算，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普遍实行周五工作制、带薪年休假制度等原因，全年实际工作时间约为1800小时左右，最低的是德国，为1600小时；法国为1650小时；美国、英国均为1850小时。也就是说，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美国家大约高出30-50%。据国际劳工局1984年统计，在亚、非、拉、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中，有28个国家的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至44小时。我国是当时少数周工作48小时的国家之一、也是当时国际劳工局成员国中四个没有法定年带薪休假的国家之一。（毕大川、杨果等《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1987年）
这种业余时间很少的工时制度给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每周只有一周的时间去处理家务，搞得人们一到周末往往身心疲惫，据当时的调查说：“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李桂杰《我国双休日制度的诞生》，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尽管如此，这种僵化的工作时间制度依然侵害了人们的生活达30多年之久而未见丝毫改变。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是自从1950年代初李立三要求工会“关心工人日常利益”被批判之后[详细]，就再也没有能够代表职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构和渠道了。
中国实行双休日与美国没有关系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休闲的渴望越来越强，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但是，改不改，何时改，改成什么，从来都不是人们的渴望能决定的。
8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研究“五天工作制”可行性
最先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的，依然是邓小平。198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拟将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五天半的指示，理由有三点：“国外多是五天工作制；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节省水电能源”。（傅刚《一年休假四个月，活怎么干》）明显可以看出，邓小平之所以对工作时间提出改革，主要是从与国际接轨和提高生产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考虑的，还没有涉及到当时的工时制度对人们生活造成的不便。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实行，而且仅一年就被“五天工作制”即双休日制度取代。
而双休日制度最初的提出者则是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据他回忆说：“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是我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议的……1979年我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开始……经常出国，去过很多国家。慢慢地，我就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仅工作五天，联合国每周仅工作四天半。这样算下来，这些国家每周工时大都不会超过40个小时。我统计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我就很困惑：为什么别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还能发展，而我们工作六七天还不够？生产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我发现甚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近28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1986年初，在一次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我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个五天工作制的课题，研究在我国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宋健说：好啊，你们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务会来汇报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我回中心后宣布：我们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要正式立项研究五天工作制。这样，中心就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制定了很多细则，并于1986年5月，开始着手开展关于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课题组最终形成了向国家提出的研究成果：《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
胡平不仅对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同时也在自己100人的部门中进行了初步的实验：
“1988年2月，我决定在研究中心先试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国家科委的领导请示，否则就会破坏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们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上画了圈，但没有说明同意与否，相当于默许。我们随即报送给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蒋明宽，他也画了圈，但同时对我说：老胡，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扬。当我们报送给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时，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画圈。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胡，你们这个做法，我告诉你，不能做。他说我们现在七天都做不完，你们还上五天班？你们上五天班对我们科委有什么影响，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老实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了。他说，你要实施，我跟你没完！我没有把宋健和蒋明宽的意见告诉他。我说，你别生气，你的意见我们会消化！回到中心后，我告诉大家，这件事不能公开宣传了，因为有的领导同志坚决反对。仔细考虑，中心实施五天工作制对科委的工作也会有影响，虽然我们是研究机构，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试行五天工作制对研究中心影响不大。但是试行以后，中心内部要掌握，每个科室要安排好一个人值班，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试行开始后，课题组结合实际，对五天工作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胡平《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百年潮》2009年12期）
研究中心的报告有多大的作用呢？据胡平讲：
“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听国务院对于我们这个报告的看法，问有没有决定何时实施。他回答说，领导上很重视你们这个报告，这个建议提得很好。你们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这壶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要等合适的时机。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提出的报告没有原则性问题，具体内容也没有问题。至于具体实施的时间，我当时的估计是一两年以内。没有想到，随着1989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报告被搁置了几年……1990年底，我从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孔德涌继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五天工作制最终得以实行。”
由此可见，在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即双休日制度）的过程中，胡平他们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2、1995年国务院下令实行五天工作制，双休日诞生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央部门开始考虑对工作时间制度进行改革，尽管这一改革十年之后才见成效，但对国人的确意义非凡。
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宣布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作制度，即五天半工作制度。这就改变了建国后我国一直实行的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48小时的旧工时制度。1995年5月1日，新修改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开始施行，规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三条、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职工工作时间。……第七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第九条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难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适当延期；但是，事业单位最迟应当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最迟应当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1994年《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1995年修改）
这标志着国人终于有了享受双休日待遇的权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新制度建立之后，国人法定年工时由2448小时减为2032小时，并确定每年20天的带薪休假，即便如此，我国劳动者的年工时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关于在我国逐步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中国科技论坛》1988年02期）
至今仍有很多人难以享受双休日待遇
尽管法律已经颁布，但实施起来非常艰难，至今，仍有非常多的人还很难享受到双休日的合法权利，每周仅工作40小时更是难上加难。
据了解：“2001年平均调查周工作时间是44.9小时，2002年之后一直在45小时以上，在2005年之前有逐年略微上涨趋势，2005年达到47.8小时。这一数字已经接近或超出当时我国标准工时制度下的平均每周法定最大工作时间。最为突出的是2005年调查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的占43.2%，而低于40小时的仅占11.3%（包括非全日制工人），这意味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存在着加班现象。2005年我国标准工时为2008小时，最大加班时间为432小时，则最大总工时为2440小时，以一年52周计，平均每周46.9小时。即使扣除10天年休假，每年仍有50.7周，平均每周48.1小时。”（耿强林《中国工时制度的定位研究》）
2001年至2004年，私营个体雇员的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9小时以上。2004年43%的私营个体雇员的调查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2005年至2008年雇员在调查周工时超过48小时的比例分别为37.1%,50.1%,46.7%和38.7%。而40小时以上的雇员总体一直不低于93%。
仅以建筑业工人为例，据潘毅、卢晖临等人的调查，在新世界公司的的工地上，每天 10 小时工作已成为通用的、不成文的“标准工作时间”。有些工地甚至将工人的工作时间继续延长三个小时，工人做足13 个小时才算一个完整的工。如新世界沈阳的“新世界花园”工地上，五月至九月期间，工人做足13 个小时才算一个完整的工。而且新世界工地上的民工既没有周末，也没有法定节假日，每一天对于他们都是“工作日”。而对于根据工程量来计算工资的工人来说，在赶工阶段，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甚至 15、16个小时，这样虽然每天可以比“常白班”多收入二三十块钱甚至1倍，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却超出国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 50%，甚至1倍，而每周的工作时间更是国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2.1至2.8倍。（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另一项对河南林州建筑业市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建筑工人每天平均的工作时间为11.64小时。夏季工作时间最长14个，冬季最短9个小时。（李英帅《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建筑业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是白字黑字清清楚楚，而在现实中则很可能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落实。
没有可靠材料证明双休日制度与中美入世谈判有关
针对微博中热传的中国实行双休日制度是中美入世谈判的功劳的说法，笔者并未找到可靠的材料能证明其确有其事，而此传闻也未说明其出处，因此其真实性颇为可疑。而且传言的论断也并不可信，比如说什么“1994年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给中国人双休日”，从胡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80年代中期他们就已经开始论证双休日的可行性，1987和1992年他们两次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实行双休日并非源自中美入世谈判。
结语
1、 希望双休日制度能真正落实，让劳动者有权利有尊严地活着。
2、 享受双休日无需对美国人感恩戴德，这是国人自己努力的成果。
再说房子
毛时代老百姓不愁住房？
近日有报告称，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不少网民认为这个数字偏离了自己的实际感受，自嘲“又被平均了”。
网友感叹“被平均”，折射出住房的两极分化。住房的两极分化不是现今才有。毛时代政府向干部职工提供福利房好让人们居有其屋，可是政府无力不断地建房满足民众所需，官员又在福利房分配中占了大便宜，所以民众住房环境十分破败不堪。本来要让民众居有其屋的制度，最后不但没有给民众带来福利，反而变成权力的分赃。
2012-8-13 第48期毛泽东131居所绝密照
<DIV id=mainBody class=layout><DIV class="main fl"><DIV class=box>毛时代老百姓的真实住房状况
<DIV class=bd>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
建国后30年，政府给干部职工分配福利房子，但投入建房的资金很少
毛时代老百姓不愁住房？
――"住房六十年”系列(2)
近日有报告称，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不少网民认为这个数字偏离了自己的实际感受，自嘲“又被平均了”。
网友感叹“被平均”，折射出住房的两极分化。住房的两极分化不是现今才有。毛时代政府向干部职工提供福利房好让人们居有其屋，可是政府无力不断地建房满足民众所需，官员又在福利房分配中占了大便宜，所以民众住房环境十分破败不堪。本来要让民众居有其屋的制度，最后不但没有给民众带来福利，反而变成权力的分赃。
2012-8-13 第48期毛泽东131居所绝密照<DIV id=mainBody class=layout><DIV class="main fl"><DIV class=box>毛时代老百姓的真实住房状况
<DIV class=bd>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
建国后30年，政府给干部职工分配福利房子，但投入建房的资金很少
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环球时报 记者 王渠】斯里兰卡媒体14日报道称，该国国有电力垄断部门锡兰电力公司主席维马拉达玛对外证实，由中国公司建设的该国普特拉姆煤电站“存在质量问题”。普特拉姆煤电站是中斯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近两月已多次因技术问题停止输电。锡兰电力公司官员指责称，中国公司建造该煤电站“使用了不达标的设备，致使电厂部分设施遭受腐蚀”。斯国反对党一名议员称，普特拉姆煤电站已经不再是斯里兰卡繁荣的象征，要求将其图像从该国的百元卢比纸币上去掉。
据科伦坡在线报纸colombo page14日报道，本月8日，普特拉姆煤电站部分线路拉闸断电，这座目前装机量30万千瓦的发电厂自动关闭。斯里兰卡用电高峰时期的电力补充因此缺少17%。锡兰电力公司对煤电站进行了修复，原本预计上周日恢复发电，但由于出现另一个技术故障，煤电站不得不继续关闭两到三个星期。
锡兰电力公司副总裁维杰帕拉称，造成电厂关闭的技术原因是海风使供电线路结盐。该官员称，煤电厂的承建方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使用不达标的设备，电厂的设计未考虑滨海环境，致使电厂部分设施遭受腐蚀。目前，锡兰电力公司已经将质量问题通知中国承建方。
普特拉姆煤电站位于首都科伦坡以北约130公里处的Norochcholai，是中斯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也是斯里兰卡最大的燃煤电站。该工程一期由中国银行贷款4.45亿美元，于2007年8月开工，2011年3月落成。二期工程2009年开始，合同金额8.9亿美元，计划2014年完工。
斯里兰卡电力和能源部长拉纳瓦卡还抱怨说，普特拉姆煤电站选址不合理，斯里兰卡也未能获得相匹配的技术。路透社13日报道称，今年1月，锡兰电力公司就称中国公司承建项目不断出现故障。印度zee新闻网14日报道称，因为持续干旱，斯里兰卡水电发电量剧减，电力短缺严重，政府上月不得不每天强行限电两个半小时。
《环球时报》记者14日试图电话联系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果。不过，该公司网站8月8日发布消息称，公司高层月初考察了斯里兰卡的普特拉姆煤电站项目现场，认为项目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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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记者 王渠】斯里兰卡媒体14日报道称，该国国有电力垄断部门锡兰电力公司主席维马拉达玛对外证实，由中国公司建设的该国普特拉姆煤电站“存在质量问题”。普特拉姆煤电站是中斯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近两月已多次因技术问题停止输电。锡兰电力公司官员指责称，中国公司建造该煤电站“使用了不达标的设备，致使电厂部分设施遭受腐蚀”。斯国反对党一名议员称，普特拉姆煤电站已经不再是斯里兰卡繁荣的象征，要求将其图像从该国的百元卢比纸币上去掉。
据科伦坡在线报纸colombo page14日报道，本月8日，普特拉姆煤电站部分线路拉闸断电，这座目前装机量30万千瓦的发电厂自动关闭。斯里兰卡用电高峰时期的电力补充因此缺少17%。锡兰电力公司对煤电站进行了修复，原本预计上周日恢复发电，但由于出现另一个技术故障，煤电站不得不继续关闭两到三个星期。
锡兰电力公司副总裁维杰帕拉称，造成电厂关闭的技术原因是海风使供电线路结盐。该官员称，煤电厂的承建方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使用不达标的设备，电厂的设计未考虑滨海环境，致使电厂部分设施遭受腐蚀。目前，锡兰电力公司已经将质量问题通知中国承建方。
普特拉姆煤电站位于首都科伦坡以北约130公里处的Norochcholai，是中斯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也是斯里兰卡最大的燃煤电站。该工程一期由中国银行贷款4.45亿美元，于2007年8月开工，2011年3月落成。二期工程2009年开始，合同金额8.9亿美元，计划2014年完工。
斯里兰卡电力和能源部长拉纳瓦卡还抱怨说，普特拉姆煤电站选址不合理，斯里兰卡也未能获得相匹配的技术。路透社13日报道称，今年1月，锡兰电力公司就称中国公司承建项目不断出现故障。印度zee新闻网14日报道称，因为持续干旱，斯里兰卡水电发电量剧减，电力短缺严重，政府上月不得不每天强行限电两个半小时。
《环球时报》记者14日试图电话联系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果。不过，该公司网站8月8日发布消息称，公司高层月初考察了斯里兰卡的普特拉姆煤电站项目现场，认为项目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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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FONT=宋体]
韩国羽毛球协会在8月14日的会议之后，宣布重惩涉及“故意输球”风波的总教练、教练和4名选手。
首先，率领羽毛球代表队的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出战双打比赛的河贞恩、金敏贞、金荷娜、郑景银被剥夺国家队资格的同时，两年内禁止参加国内外的一切比赛。
这一惩罚力度，在韩国羽毛球界属“史无前例”，甚至引来了周边过于严厉的担忧。韩国羽毛球界的人士解释说：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意味着“永久退出”，属于最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仅在国家队，甚至在企业队也无法从事教练职业。
这一惩罚力度，在韩国羽毛球界属“史无前例”，甚至引来了周边过于严厉的担忧。韩国羽毛球界的人士解释说：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意味着“永久退出”，属于最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仅在国家队，甚至在企业队也无法从事教练职业。
而被处罚的选手虽然还可以参加企业队，但是被禁赛两年，所以原籍企业还会不会接纳她们是未知数。
韩国羽毛球协会截止21日接受被惩罚者的申诉，接着22日召开第50届韩国羽毛球协会理事会，最终确定惩罚措施。韩国一毛球协会秘书长河永成说：“在理事会会议降低惩罚力度的可能性很小。”
早前报道：羽联因消极比赛取消四对女双资格
北京时间8月1日消息，世界羽联(微博)通过腾讯微博官方宣布对8名运动员取消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其中包括中国选手于洋(微博 博客)/王晓理(微博)。另外的是两对韩国组合和一对印尼组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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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15日消息，韩国羽协对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的羽毛球女双教练、队员开出重磅罚单，四名队员河贞恩、金敏贞、金荷娜、郑景银两年之内不得参加任何国内、国际比赛，并剥夺韩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成汉国，女双教练金文秀的教练资格。韩国羽毛球协会在8月14日的会议之后，宣布重惩涉及“故意输球”风波的总教练、教练和4名选手。
首先，率领羽毛球代表队的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出战双打比赛的河贞恩、金敏贞、金荷娜、郑景银被剥夺国家队资格的同时，两年内禁止参加国内外的一切比赛。
这一惩罚力度，在韩国羽毛球界属“史无前例”，甚至引来了周边过于严厉的担忧。韩国羽毛球界的人士解释说：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意味着“永久退出”，属于最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仅在国家队，甚至在企业队也无法从事教练职业。
这一惩罚力度，在韩国羽毛球界属“史无前例”，甚至引来了周边过于严厉的担忧。韩国羽毛球界的人士解释说：总教练成汉国和双打教练金文秀被协会除名意味着“永久退出”，属于最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仅在国家队，甚至在企业队也无法从事教练职业。
而被处罚的选手虽然还可以参加企业队，但是被禁赛两年，所以原籍企业还会不会接纳她们是未知数。
韩国羽毛球协会截止21日接受被惩罚者的申诉，接着22日召开第50届韩国羽毛球协会理事会，最终确定惩罚措施。韩国一毛球协会秘书长河永成说：“在理事会会议降低惩罚力度的可能性很小。”
早前报道：羽联因消极比赛取消四对女双资格
北京时间8月1日消息，世界羽联(微博)通过腾讯微博官方宣布对8名运动员取消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其中包括中国选手于洋(微博 博客)/王晓理(微博)。另外的是两对韩国组合和一对印尼组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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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班时刚给相关人员转发一条来自UL 的警告，美加市场发现假冒建筑防火产品，还配发了照片。一看那个型号的拼音缩写，就是知道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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